2007-07-02 作者：ccsezr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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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历史上看，多数科技创新中心是从制造业中心发展而来。离开了制造业的支撑，会导致创新的空心化。基于这样的判断，在深圳当前的情况下不能让制造业过度流失。 在不到2000平方公里的土地范围内，深圳已发展成为一座实际管理人口超过2000万的超级大都市，人均GDP也已达到了2.7万美元。但与国际大都市类比来看，深圳却似乎仍未走出“工业时代”。 2017年，深圳的二产比重逆势回升，达到41.3%。关于“深圳是否仍然需要如此高比例的第二产业”的讨论也随之出现。 当前的产业结构，是否足以支撑深圳的经济发展迈向更高的台阶？深圳的服务业潜力，又该如何释放？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近期专访了皇冠登录入口welcome副主任袁易明。 袁易明长期致力于经济增长、产业结构理论与政策研究，曾领衔教育部人文社科重大课题《经济特区转型发展的制度》等研究。他主张，深圳的二产比例不宜降得太多：科技创新中心离不开强大的制造业，制造业在深圳长远的发展，以及在建成创新之都的过程中都将起到支撑作用，因此有必要获得合理的资源配置。 “与纽约、伦敦、东京等国际都市相比，深圳有独特之处，不可简单照搬它们的产业结构。”袁易明说。 离开制造业支撑会导致创新的空心化 《21世纪》：2017年深圳的二产比例重回40%以上，这引发了一些争论——作为大都市的深圳是否还需要如此高比重的制造业？对此你怎么看？ 袁易明：关于深圳制造业比重而产生争论，这并不是第一次。二十多年前就有观点说深圳的制造业比例为什么这么高，参照北上广，是不是要多发展服务业？那时候二产的比重大概是67%左右，当时要回答的一个问题是，以工业为主体的经济结构是否能支撑深圳走得很远？ 第二次争论是大概15年前，那时候开始出现制造企业迁出深圳的现象，我在市里讨论的时候提出，要谨防制造业外迁影响城市的发展，因为吸附人口的载体会减弱，当时制造业的比例大概是57%。 最近一次争论是在近两年，制造业的比例一度下滑得比较快，比重已经低于服务业，虽然从数字上看2017年有所回升。 与前两次争论背景不同的是，深圳的发展迈向了一个新台阶，人均GDP达到了2.7万美元，同时生产成本在快速增长。中高收入时期对于制造业的去留是城市的共性困惑，深圳同样处于这样一种形势中。如果我们现在不忧虑制造业，那么它可能面临着被挤压后迅速衰退的局面，整个产业要素的集聚，包括人口、资金等都会转向第三产业。 《21世纪》：为什么不能把第三产业比重的上升视作客观经济规律，而要在当前阶段如此强调制造业对深圳的重要性？ 袁易明：从历史上看，多数科技创新中心是从制造业中心发展而来。离开了制造业的支撑，会导致创新的空心化。基于这样的判断，在深圳当前的情况下不能让制造业过度流失，有两个原因，一是土地资源非常有限，二是我们会看到，有一些非制造的其他产业，容易形成短期诱惑，吸引相当一部分人的眼球。在过去相当一段时间内，深圳的产业政策尤其偏向高端服务业的发展，金融、物流等，但现在更需要有一个均衡的导向，有必要从资源上对制造业进行合理布局，比如划定工业用地红线，我认为这样一些约束性的要求是必要的，我把这叫做产业结构的再平衡战略。 《21世纪》：说到工业用地红线，深圳在2016年提出确保中长期内全市工业用地总规模不低于270平方公里，占城市建设用地比重不低于30%。有观点认为划定工业用地红线的方法不够市场化，你怎么看？ 袁易明：这确实不算是一种市场行为。以前其实也有指导性的意见，比如在规划上做空间引导，划红线是更强制的办法。 过去两三年的时间里，过高的杠杆率导致了房地产需求的集中释放，深圳的房地产价格上升得非常快，这形成了对制造业及其用地空间的天然挤压。 政府的作用在于，在发现市场缺陷的时候，运用宏观手段去调节，这种方式是被允许的，只是在微观配置资源的时候，政府不要去干预，譬如在工业用地红线之内，谁能拿地谁不能拿，由市场去决定。 另外要注意的是，政府划定的是工业用地红线，这里面包括研发、生产、制造以及其它配套，具体怎么配置，这同样由企业决定。 当然，希望一段时间以后，不再需要这种红线，这意味着深圳的制造业真正走向了高附加值的阶段，从投资回报的角度，有足够的利润空间吸引投资者。 深圳必须要考虑差异化定位 《21世纪》：以一种类比的思维，很多人认为，世界范围内的大都市都不会保有如此高的制造业比例，深圳是否正在走一条独特的发展路径？ 袁易明：确实，发达国家的大都市，像伦敦、纽约、东京等，第三产业的比重都非常高。但我们需要从不同角度去看待深圳与这些城市的差异。 首先，仅从人均GDP来看，我们现在还远未达到发达国家大都市所处的阶段；其次，我们对产业的分类统计与国外有差别，比如美国，生产力的分工非常深化，制造就仅仅是指“manufacture”的部分，我们指的是“industry”，譬如深圳的很多工业企业，它既有研发，又有品牌、制造、市场推广等等，实际上包含了很多西方不纳入制造统计的部分，如果单纯只计算制造的环节，深圳的二产比重应该比现在更低。 所以不能简单从数值上得出二产比重太高的结论，有没有可能深圳只有60%到70%的第三产业，但未来的发展超过其他大都市？我觉得有可能。 另外，从空间关系来看，世界上没有另外一个地方像珠三角这样，在如此近距离范围内容纳下了三个大都市，香港和广州的第三产业已经非常发达，深圳必须要考虑自己的差异化定位，发展服务业也要另辟蹊径，比如我们的创新金融、生产性服务业，反过来它们需要制造业的支撑，如果信息反馈机制超过一定的距离，会发生衰减，这也是为什么全世界会出现研发中心跟着制造基地跑的现象。 从研发的角度，大多“硬技术”的载体仍然是制造业，比如生物技术、新材料、新能源、航天技术等等，这是深圳要坚持的高端制造方向，而不是说我们为了追求第三产业而去重点发展商贸、旅游等。 《21世纪》：另一种观点主张，深圳会慢慢走向研发、总部基地的定位，在其所处都市圈范围内仍然保有强大的制造能力。你怎么看待都市圈化的发展？比如前两年华为终端迁到东莞松山湖，这种近距离的产业溢出逐渐被接受为正常的现象。 袁易明：华为终端迁到松山湖代表的是一种有效的转移，也是不可阻挡的趋势，这实际上也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一个具体体现，空间资源要素自然流动，不同的城市共同发展，形成整个区域的综合竞争力。 这种有效转移跟我所主张的深圳本土要留住一定的制造业并不矛盾。并不是说在深圳的边境修上围墙，不允许企业往外走，只是通过一些产业政策和资源配置，将重要的部分留下来。至于什么是重要的？让企业去决定，政府要做的是尽量留出空间。另一方面，深圳引进高端制造业，也需要解决空间的问题。 至于说深圳变成研发基地，机器设备也承担着研发的任务，从研发到出第一件样品到不断调试，同样包含制造环节，不能说把这些都迁走了。 从产业发展规律来看，服务业更容易产生辐射带动效应，譬如纽约，通过全球的辐射效应支撑它的经济发展，但相对而言，制造业依靠空间外拓、外围支撑总部发展的效应较弱，所以深圳必须保有相当一部分制造业在本土。同时，深圳仍然面临着产业转型升级的形势，不能完全寄希望于其他地区来帮助我们实现这一过程。 深圳未来将会形成一个以自身为中心的都市经济区，首先要有开放的心态，促进产业的有效转移，其次也要在自身的发展中，不断提高产业的附加值，不断产生新的技术、模式，去孵化出新的产业、工厂。 本文转自2018年4月12日《21世纪经济报道》数字报。 http://epaper.21jingji.com/html/2018-04/12/content_83589.htm |
